分而治之：臺灣原住民集體遷村的社會網絡分析1930年的霧社事件改變國家與高山原住民的關係。從此，將高山原住民遷下山成為政府的基本方針，且持續至戰後。遷村不只是改變部落的地理位置，也牽動部落內或部落間的社會關係。我的研究重現1931年高山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網絡結構，並探討後續的集體遷村如何擾亂其結構。結果顯示，許多部落遭到分割，許多關係親密的部落遭到分離，還有許多沒有交情甚至敵對的部落遭到合併。這是當代原住民社會發展困境的根源之一。
紀錄／黃立元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葉高華教授的演講〈臺灣原住民集體遷村的社會網絡分析〉主要介紹了從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上，一張典型的族群分布圖談起。分布圖以傳統的九族為主要色塊，再加上廿一世紀新正名的族群。葉高華教授點出這張我們習以為常、甚至作為教科書標準答案的圖其實隱藏了很多問題。傳統九族的分布來自1930年代的調查，但這些族群的分佈早已大幅改變了。更嚴重的，是這張圖隱藏了更深層的、觀念上的誤導：族群與族群之間明確的邊界，而權力是均勻的。葉高華教授提醒聽眾這其實是非常現代的概念，在過去，權力分布是漸層的、邊界也十分具有彈性。相較於此，畫點圖或許是個比較理想的替代方法。
葉高華教授繪製出1930和2000年的分布圖，從中可以發現，中央山脈已經沒有部落了，只有利稻、霧鹿，其他部落（蕃社）早已被移住下山。然而移住政策不只是把部落從山上搬到山腳，還包括把很多族的分佈都翻天覆地。揆諸歷史，大規模遷村的導火線是1930年震驚殖民政府的霧社事件，隔年的理蕃政策大綱，便把集團移住列為施政重點。為何遷村？經濟考量、管理考量、促進教化、節約經費、增進森林價值都是殖民官員高舉的利益。1919年雖然就已經開始試辦小規模遷村，但1930年代才真正開始劇烈的變化。1930年代以前是個地方主導，積極的地方包括南澳地區，很早就開始做抽離原居地的移住，第二個地方則是大漢溪的上游，復興鄉、尖石鄉、鎮西堡，與1920年代的饑荒與衝突有關。若比較1930年與1942年（最後一年的統計），可以發現利霧溪上游的太魯閣被淨空了，甚至遷往到玉里附近；南投縣信義鄉的部落，被搬到陳有蘭溪與濁水溪沿線、原本鄒族的地盤。葉高華教授認為這段時間主要對付泛泰雅與布農族，可能的原因是中北部山區的林業資源，以及這兩大族群反抗情形較為嚴重。到了1940年代，統治者將目標轉往排灣與魯凱，原本計畫期程是1944-1948年，但只完成第一個年度。1951年《台灣省山地施政要點》發布，國民政府接手了遷村計畫。在南台灣，2009年莫拉克後又有一批顯著的移動。
更重要的是，遷村不只是換位子，還擾動了社會關係。根據排灣族安朔部落葉神保的描述，遷村將淵源不同的部落合併在一起，影響社區和諧發展。舉例來說，莫拉克災後許多部落裂解為留守原部落，以及入住永久屋者，1930-40年代的疏離想必更為可觀。殖民者在集團移住前，需要知道社與社的親疏遠近。《蕃地開發調查》應運而生，其中第五編蕃社概況便記載了「與他社之關係」。葉高華教授從流水帳式的歷史紀錄中，看出了這其實就是社會網絡資料的格式。群體間的橋樑是關鍵，殖民政府是否有「拆橋」？哪些遷移，對哪些社會關係造成比較多擾動？布農族是第一個被開刀的族群，到了1942年，郡大溪與內本鹿都被清空，大分這幾個部落就是橋樑。從這個角度來看排灣與魯凱，可以發現北排灣、中排灣與南排灣是地理區，而不是社群。三種擾動類型可以被歸納出來：分割部落、分離關係親密的部落、合併不同社群甚至敵對的部落。葉高華教授總結演講，指出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將會有實務應用上的價值，可以帶領我們釐清現今傳統領域討論中，被集團移住搞亂的原居地重疊問題。
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流浪」：森林計畫事業區分調查的再思考」臺灣歷史上的「蕃地」是如何轉變為國有林班地與原住民保留地？面對此臺灣史研究的經典議題，論者均同意，大正14年至昭和10年（1925-1935）之森林計畫事業中的區分調查，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如此，受到史料限制，對區分調查的起源、過程與結果，論者往往眾說紛紜，甚至對要存置林野、準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等類別的定義，都還有值得商榷之處。所幸，區分調查的原始檔案目前仍保存在農委會林務局，而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已全數複製收藏。本文即運用這批已公開、然少為研究者重視的史料，一方面導讀這批史料，另方面也為前述臺灣史之經典議題提出新的歷史解釋。本文共分四部分：首先，我們聚焦在矢內原忠雄與李文良就區分調查的見解，梳理兩造的異同點。其次，以此異同點為基礎，對照這批史料，我們試著為下列根本問題提出回答：為何區分調查會查定絕大面積的要存置林野？準要存置林野的起源與內涵為何？不要存置林野是否為預備要處分給資本家經營的土地？第三，我們簡述區分調查之原始檔案的內容與規模，並以最早完成的南庄調查區為例，結合目前典藏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的〈蕃人所要地調查書〉，說明這批史料有助於釐清1920年代臺灣的行政空間、林政空間與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最後，本文主張，區分調查的原始檔案不僅反映出殖民林業部門在將蕃地納入一套科學林業體制時的理論與實作，更為理解臺灣之資本主義化與國家化、日本帝國作為帝國民族國家之特殊性等議題的關鍵史料。同等重要的，有鑒於晚近臺灣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呼聲，區分調查之原始史料更可為相關討論提供一個基礎，讓研究者得以與下列問題正面對決：為何臺灣原住民會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紀錄／羅苡珊
學術生涯從森林系出發，後續接觸人類學與歷史學，近年則致力於科學史、林業史與科技與社會（STS）等研究領域的洪廣冀老師，從一幅日本時期博物學家森丑之助所拍攝的照片開始，為四月份的南島跨領域演講帶來了〈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流浪」：森林計畫事業區分調查的再思考」〉講題。
這幅照片拍攝於一九一〇年代後期，畫面中的西方人是當時受僱於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的英國植物學家威爾森（Ernest Henry Wilson）。他在日本殖民政府林業部門的帶領下走訪了臺灣山區，並在這趟採集旅程的尾聲指出：這片山林之所以能免於被漢人破壞，是因為臺灣原住民獵首的習俗。對此，他希望這片山林不會被更進步的日本人掠奪。
洪廣冀老師以威爾森的結論作為出發點，指出了此場演講的宗旨：為當代臺灣社會「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與「傳統領域」等議題，提出有別於以往的歷史解釋。而要探問當今的原住民族為何因傳統領域爭議走上街頭，就必須面對造成這個現狀的歷史共業：為什麼臺灣原住民會從「本島森林的主人翁」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究竟什麼是歷史上「國家政權對原住民族的不平等對待」？日治時期臺灣的「蕃地」，又是如何轉型為當代的國有林班地及原住民保留地？
洪廣冀老師認為，歷史事實的系統性搜集與掌握是面對歷史共業的基礎。因此，這場演講便圍繞著典藏在農委會林務局的日治時期林業史料——大正十四年至昭和十年（1925-1935）之森林計畫事業中的區分調查——以及典藏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的〈蕃人所要地調查書〉而展開。
這個研究與演講所對話的對象之一是日本時期的學者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在大正十四年（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中，指出了日本殖民臺灣所經歷的「資本主義化」進程：從1898-1905年的土地調查、1910-1914年的林野調查、1915-1925年的官有林野整理，到1925-1935年的森林計畫事業。而在森林計劃事業中，則將林野地區分為三種範疇：準要存置林野、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
而在矢內原忠雄提出此一觀點的一九二〇年代，同時是進化論史觀蓬勃發展的時期，許多歷史寫作都意識先行地將各種制度與政策置入歷史學家心中的進步圖像，因而忽略了史料中的細節。因此，對於回答「原住民為何與土地分離？」等問題，矢內原忠雄提出的是「資本原始積累」此一解釋，亦即日本殖民政府有意識地透過各種土地調查，在臺灣這塊原始之地推動資本主義化。這樣的觀點甚至延續了近一百年，當代許多回應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傳統領域的見解，都延續了這套起於二〇年代的目的論進步史觀。
然而事實上，當時殖民臺灣的日本尚未建立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而我們身處的當代所面對的情境，也早已不同於二〇年代。洪廣冀老師認為，若當今我們仍對各種國家治理的嘗試與失敗視而不見，那在面對傳統領域議題時，便會落入二〇年代的資本積累與資本主義化論述。洪廣冀老師也進一步指出，應該去彰顯近代國家的失敗，因為唯有以史料、檔案作為歷史詮釋的客觀基礎，才能夠去呈現歷史中各個行動者的眾聲喧嘩，並進而提出更複雜的新歷史敘事。
此一研究所欲對話的另一個對象是歷史學家李文良。李文良曾經對明治二十八年（1895）由臺灣總督府以日令二十六號所公布的「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提出新的見解：有別於過往歷史學者將此一法令視為原住民土地被殖民政府所剝奪的起點，李文良認為，與其將它看成是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剝奪土地，不如可以將之理解為讓日本政府快速地收集到土地資料的統治手段。亦即，日令二十六號是日本殖民臺灣後，面對舊慣與新規接合的困難時所誕生的產物。也因此，日令二十六號創造了大量的官有林野地，而後續的「五年理番計畫」、「隘勇線推進」等政策，則是總督府警務局為了創造安穩的官有林野的途徑。
洪廣冀老師進一步指出日本殖民政府內部的治理異質性，以及這樣的治理異質性如何佐證了李文良的觀點：日本時期涉及林野管理的機構有殖產局山林課、內務局地理課與警務局理蕃課，這些不同管轄機構所抱持的不同統治邏輯，使得實際上的殖民政府宛如一個拼裝體，而非具有同一意志的國家機器。然而，二〇年代的「資本主義化」觀點卻忽視了國家其實是異質性的存在，反而將歷史事件一一排列到線性、進步序列裡，並用安穩的邏輯一以貫之地解釋國家機器的統治策略。
在演講的最後，洪廣冀老師回到身為當代歷史研究者的立場，提供了一個思考環境治理的本體論與知識論基礎：必須去凸顯歷史當中的異質性、衝突與複雜性，這些在縫隙當中生長與存續的力量，將有機會瓦解過去探討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傳統領域爭議時，所聚焦在近代國家暴力與資本主義單向入侵的既定歷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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